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涉税案件评析（61）2017 年 1 月至 4 月，王铁军为获利，经任某牵线与通用公司合作，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三方购销协议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从 133 家上游公司以 6%-6.3% 税点购得发票给通用公司，涉及金额 64911.723085 万元、税额 11034.99333 万元、价税合计 75946.716415 万元并全部认证抵扣；又让通用公司以 7.1% 左右税点为 16 家下游公司虚开，金额 65262.79714 万元、税额 11094.67551 万元、价税合计 76357.47265 万元且税款认证，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3581.684637 万元，其获利 600 余万元。谷树雷则介绍他人虚开，通过王铁军和通用公司向 8 家下游公司虚开 59 组发票，金额 49896.65354 万元、税额 8482.431099 万元、价税合计 58379.08464 万元，致国家税款流失 1138.341023 万元，自身获利 58.379085 万元。
案发后，王铁军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被电话传唤到案如实供述后取保候审，12 月 11 日应铁岭市公安局通知带谷树雷到指定地点致谷树雷被抓，谷树雷到案后也如实供述。公安机关扣押王铁军 11 万元，谷树雷上缴 35 万元违法所得。
一审时南宫28，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王铁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等刑罚，谷树雷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等刑罚。王铁军及谷树雷均不服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王铁军有自首和立功情节，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维持对谷树雷的原判，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虽如实供述但仅构成坦白，不属于自首和立功。
在涉税刑事法律的严格框架下，王铁军的一系列行为精准地契合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从客观方面来看，其通过精心策划并实施虚构的三方购销协议，构建起一条非法的发票流转链条。他从多达 133 家上游公司，以支付 6%-6.3% 税点的方式，获取了高达 6521 组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税款金额达 11034.99333 万元。随后，利用国企通用公司的平台，向 16 家下游公司虚开销项发票 75 组，税款达 11094.67551 万元，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全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这种行为致使国家税款遭受了高达 3581 万元的巨额损失，严重破坏了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基石。
依据刑法第 205 条之明确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涵盖了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这三种典型情形。王铁军的行径完美符合 “让他人为自己虚开” 以及 “为他人虚开” 的双重违法模式，其行为的违法性昭然若揭。
从主观层面剖析，王铁军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他明知所进行的发票开具活动没有任何真实的货物交易作为支撑，却依然蓄意为之，这种主观故意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故意犯罪构成要件严丝合缝，充分表明其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着清晰的认知，却仍执意实施犯罪行为。
同样在客观要件方面，谷树雷扮演着中间人的关键角色。他积极主动地与王铁军取得联系，并成功促使向 8 家下游公司虚开了 59 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税款金额高达 1138 万元，且在此过程中，他通过收取手续费的方式谋取了 58 万元的非法利益。在整个犯罪流程中，谷树雷深度参与，并非仅仅处于边缘辅助地位。
法院在综合考量其行为后，认定他在犯罪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应被视作主犯。尽管他处于中间环节，但他积极传递开票信息、协调各方关系以及参与分赃获利等行为，都表明他对犯罪的实施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而非简单的牵线搭桥。
从主观方面而言，谷树雷明知下游公司并无真实的货物交易需求，却依然不遗余力地促成虚开发票行为，这清晰地彰显了他的犯罪故意。他对自身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有着明确的预见，却仍然选择参与其中，严重违反了涉税刑事法律的规定。
在自首与立功情节方面，二审经过严谨的审查程序认定，王铁军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能够主动前往指定地点，并在到案后如实、详尽地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依据刑法第 67 条的精确规定，此行为完全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应当被认定为自首。此外，他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成功抓捕谷树雷，这一行为符合一般立功的法律规定。
由于原审判决未准确认定王铁军的自首情节，导致其量刑出现偏重的情况。在二审阶段，依据法律规定和其自首、立功的情节，依法对其量刑进行了调整，改判为有期徒刑 15 年，并在与前罪合并处罚后南宫28，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6 年。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法律对自首、立功等从宽情节的尊重和适用，确保了量刑的公平公正，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在数罪并罚环节，鉴于王铁军在缓刑考验期内再次犯下新罪，根据刑法第 77 条的明确规定，必须撤销其缓刑，并将前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 3 年与新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合并执行，以体现法律对在缓刑期间再犯新罪行为的严肃惩处，维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谷树雷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因其积极参与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分赃获利等关键行为，被法院认定为主犯。他在犯罪活动中起到了主导和推动作用，并非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
从其到案情况来看，他是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这种被动到案的方式决定了他的供述仅能构成坦白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坦白虽然可以从轻处罚，但并不符合自首或立功的法定条件。
原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其虚开税额巨大，高达 1138 万元，以及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等因素后，判处其有期徒刑 14 年，这一量刑结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是合法合理的，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其犯罪行为的严厉制裁，维护了社会的税收征管秩序和公共利益。
在涉税刑事法律体系中，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数额的确定，有着明确且严格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在本案这种存在虚开进项和销项发票的复杂情形下，按照规定，应当以虚开的销项税额或进项税额中较高者来确定犯罪数额。
本案中，王铁军的进项税额为 11034.99333 万元，而销项税额为 11094.67551 万元。经过审慎的法律判断和适用，二审法院准确无误地将其犯罪数额认定为销项税额 11094.67551 万元。这一认定过程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确保了犯罪数额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为后续的量刑环节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使得量刑能够精准地反映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
在涉税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证据链的完整性是确保案件公正审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案构建起了一条极为完整且严密的证据链。
书证方面，发票作为核心证据之一，其开具、流转的详细记录完整地反映了虚开行为的全过程，从上游公司的开具到通用公司的传递再到下游公司的接收，各个环节清晰可辨。银行流水则从资金流向的角度，精准地展示了资金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异常流动以及回流情况，有力地证明了无真实货物交易背景下的虚假资金操作。三方协议虽然表面上存在，但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其系虚构，这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犯罪行为的手段和方式。
证人证言方面，通用公司的管理层成员，包括丁某 1、刘某、吴某等，他们从公司内部业务操作的第一视角，详细地描述了与王铁军、谷树雷之间的合作细节，如发票的交接流程、资金的结算方式以及在税务机关核查时的应对情况等，为案件提供了丰富的内部信息。税务人员的证言则从专业监管的层面出发，清晰地说明在税务核查过程中发现的诸如发票失控、企业税务申报异常等关键问题和重要线索，极大地增强了证据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被告人供述更是整个证据体系的关键环节。王铁军对其犯罪行为的全面供述，包括如何与上游小宋勾结获取发票、与通用公司的协商合作过程、伪造过磅单的细节以及向下游谷树雷提供发票的具体情况等，与谷树雷对其自身介绍虚开、传递开票信息、分赃获利等行为的交代，以及其他各类证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无懈可击的证据网络，足以排除任何合理怀疑，为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在整个刑法体系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专用发票具有抵扣税款的关键功能，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利益的实现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从本质上严重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破坏了税收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基础。从法益保护的宏观角度审视，国家税收利益属于重要的公共利益范畴，此类犯罪所导致的税款损失直接侵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秩序的稳定根基。
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始终秉持从重处罚的原则。这一原则的贯彻体现了法律对维护税收秩序的坚定决心，旨在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保障国家税收制度的高效运行和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涉税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自首与立功情节的认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精确标准。就自首而言，对于电话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情形，关键在于判断是否符合 “自动投案” 的法定要件。
在本案中，王铁军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积极主动地前往指定地点，并在到案后的讯问过程中，毫无保留地如实供述了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全部犯罪行为细节。二审法院依据刑法第 67 条及相关详细的司法解释，经过严谨的审查和深入的分析，认定其构成自首。这一认定过程充分体现了对自首制度的严格、准确适用，及时纠正了原审判决在这一关键量刑情节上的疏漏，有力地彰显了刑事司法对程序正义的高度重视南宫28。
在实践层面，这一案例为类似涉税案件中自首情节的认定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参考标准，确保自首制度在涉税犯罪领域能够得到准确、公正的实施。同时，也激励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主动归案，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刑事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
立功方面，王铁军协助公安机关抓捕谷树雷的行为，完全符合一般立功的法律规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对于案件的侦破和司法程序的推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立功表现不仅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犯罪行为的悔悟，更反映了其对司法工作的积极配合态度。依法在量刑时对其立功情节予以考虑，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对积极改造行为的鼓励。通过本案的判决，进一步明确了在涉税犯罪案件中协助抓捕同案犯等行为作为立功情节的认定标准和法律效果，引导犯罪嫌疑人积极为案件的侦查和审判提供帮助，推动司法公正的全面实现。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共同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主从犯的准确区分是实现量刑公平公正的关键环节。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谷树雷虽然处于中间人的角色，但在整个犯罪流程中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积极主动地与王铁军取得联系，并成功促使向多家下游公司虚开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度参与了开票信息的传递、各方关系的协调以及分赃获利等关键环节，并非仅仅起到简单的辅助或次要作用。
法院在认定主犯时，综合、全面地考虑了其对犯罪流程的实际控制能力、参与犯罪的积极程度以及分赃比例等核心因素。谷树雷在与王铁军的合作中，能够自主地与下游公司进行沟通，准确传递开票需求和信息，并按照约定获取高额手续费，其行为对犯罪的最终完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推动作用。
因此，认定其为主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一贯遵循的主从犯区分原则。这一案例为类似涉税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认定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参考范例，促使司法实践在判断主从犯时更加注重对犯罪行为实质的深入分析和综合考量，确保量刑结果能够精准地反映各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本案具有极为重要的税收法治警示意义。通过国企平台虚开发票的行为因其借助国企的信誉和资源，具有较高的隐蔽性，这给税务监管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在本案中，王铁军正是利用通用公司的国企背景和资质，精心虚构煤炭购销业务，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逃避了税务机关的常规监管。
这一案例警示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并强化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尤其是要加强对财务、税务等关键环节的严格管理和有效监督，确保企业经营活动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企业应建立健全完善的发票管理制度，对发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核，坚决防止被卷入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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