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28鬼子穷凶极恶中国百万儿童失踪；大逃亡孩子能否活着看到曙光1939年5月，武汉沦陷近七个月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责令在战线纠缠地域，如广东、湖南、江西等省，查对抗战以来损失人员数目。查对结果中，湖南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注意：有大量儿童不见了。
此时，一位原汉口《扫荡报》的记者在武汉秘密传出的消息，引发了高度关注。据他调查，日军正从汉口向日本国内秘密运输中国儿童。
后来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查证，日本军队在湘北地区确实在有计划地收捕10岁左右的儿童，或用来抽取血液救治伤兵，或运往日本充当童工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或施以奴化教育以备日后补充侵华军队。
也就在这个时候，当时一个叫“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在湖南紧急展开了一场拯救和保护难童的行动。
1939年8月，日军又制定长沙作战方案，定于九月下旬进攻长沙。此时，洞庭湖区岳、临两县已经沦陷。
原湖南保育院保育生李文辉：“有一天，突然大家就喊鬼子来了。一听日本人来了我们就往楼上跑，跑上去之后，当时日本人都快要进门了，没办法了，就只好把楼梯拿上去了……”
“就有一个女的抱着一个7个月的小孩没有上来，结果十几个日本兵了这个女的……当时就把这个女的怀里的小孩，往天井里一扔，他们就哈哈大笑这个女的，那个小孩掉到天井里去了还在叫。日本人就跳到天井里去，用刺刀捅入小孩的肚子，就在天上这么转，楼板有缝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在转…… 那孩子的惨叫，我到现在都觉得可怜……”
当年住在长江南岸的黄镇涛，家里在镇上开了间小店，鬼子进村的这天他惊恐万分，仓惶间被大人拉着逃了出来。
原湖南南岳儿童教养所学生黄镇涛：“我们家在镇上的房子被烧光了，我们一家人全逃走了，还剩下我爷爷，他不肯走，那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家。我们都走了他要守着，躲到屋后的厕所旁边的草垛里。结果日军进门见到东西就捅，他躲在草垛里不敢作声，被活活捅死了……我们委托家里一个长工还在镇上的，去把爷爷埋了，但是几天之后他再去看时，尸体被日本人翻了出来，只剩下骨头，可能是被狗叼走了……”
原湖南保育院保育生李文辉：“三天五天还到一些穷乡僻壤去扫荡，反正那就是杀光抢关烧光，他们就是去发泄他们的兽性。我听我的三伯父讲，日本人抓了反抗他们的人，他们让这些中国人自己去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让他们自己跳进去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让他们自己把土往身上泼，日本人哈哈大笑然后往坑里填土活埋…… 所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此时，离武汉沦陷还不到一个月，湘北的岳阳、临湘又相继失守。沦陷区民众惨遭荼毒，更有不少孩子下落不明。
当时的岳阳县长王剪波，接到一份第九战区司令部发来的紧急命令，要他尽力做两件事，一件是把岳阳地区稻田全部放水，以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推进；第二就是协助一个叫保育会的组织疏散儿童。
这是岳阳地区沦为抗战一线后，第一次有组织地救助难童，要南下去进入一家叫保育院的机构，时年7岁的王樟生就在被收编的儿童当中。
原湖南保育院保育生、国民政府岳阳县县长王剪波之女王樟生：“一天天的拉警报，一拉那个声音吓死人了，那个紧急警报先是拉预备警报，就是可能要来，等到拉紧急警报的时候，就呜呜非常凄惨的那个声音，老师就带我们上到后面的山上躲在树林里面，悄悄的大家都不敢说话。”
经过九死一生后，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岳阳、临湘300名孩子在湖南保育分会老师的带领下，大孩子步行，小孩子担在箩筐里，一行人花了5天，走了20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长沙，他们被编入湖南第二保育院。
这一年，保育总会从各界筹集了500万元，又派遣16支小分队，协助湖南保育分会奔赴洞庭湖周边乡镇收容儿童。
位于北京崇文门外的一户普通民宅，住在这里的张素我老人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最早一批地发起人之一，她也是原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长女。
老人珍藏的一副照片是学生从寄来的，特意用金箔制成，为纪念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60周年而做。这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记录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国共两党真诚合作，抢救沦陷区儿童的壮举，这场救亡运动后来被称为“母亲行动”。
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原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女张素我：“1937年5月，那时候我在英国念书，我父亲写信来，打电报来要我赶快回来参加抗日工作，但是我那个时候书还没念完，但是父亲的召唤我不能不响应，不能不回来。我中途就辍学了。”
张素我回国后眼见的情景惨不忍睹，北方和江浙的大批难童逃往武汉，而迫近年关的武汉大雪纷飞，冬夜漫长，从江淮一带逃出来的孩子还穿着单衣单裤，他们沿街乞讨，夜里蜷曲在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
从前方又传来消息，据一个被俘的日本军医透露，日本军队认为儿童的血液可使伤兵早日恢复健康，所以在淮河、运河流域掳掠精壮儿童抽取鲜血，抽血致死者装入麻袋投入江河。
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原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女张素我：“那时候感到不抢救儿童已经不行了，所以邓颖超、宋美龄她们一起就开了会，就是这个重要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会。”
这是一场与日寇争夺未来的战争。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然形成，拯救难童的计划由党发起，国共两党商议后发出号召，各界人士和爱国进步妇女纷纷参与。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保育会由宋美龄担任理事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
张素我：“在抢救难童这方面宋美龄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当时跟随着她一起工作，她不仅到儿童中去，也到前线慰劳伤兵。国共两党在抢救难童这方面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然而，也因为保育会内部有不少要员的亲属担任职务，给后来保育工作的展开埋下了隐患，也使得这些被抢救出来的儿童，经历了许多不该有的磨难。
1937年，荷兰电影人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战地纪录片，他在汉口港码头拍摄时，从镜头中发现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在难民中走访，专门给一些孩子发放食品。她就是著名影星陈波儿。
1932年，陈波儿因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但人们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地下党员。
经考证，正是陈波儿首先提出了要组织妇女和其他社会力量到前线去抢救难童，这个建议得到了各界迅速地响应。
随后，由邓颖超牵头发起，由长江局具体实施保育儿童筹备工作，将抢救难童推进到实质性阶段。邓颖超邀请了宋美龄和李德全加盟，使得保育会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
然而保育总会在汉口成立仅一个月，武汉会战便打响了。1938年7月上旬来自各省的大批难童涌入湖南。
大批难童涌入湖南之时，长沙已经袒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湖南保育会的老师奔走街巷收容难童，希望在湖南的工作能够取得主动。
对于很多孩子和家长来说，收条只是个安慰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送到保育院，一别可能是永远。然而，很多父母还是无比慎重地藏好了收条。
原湖南保育院保育生刘建本：“我们躲在河边，看到脑袋上的飞机，日本人三个一排队，三个一组，有时是三个，有时是九个，有时是27个，就是那么编队的。飞机的声音很吓人，再说回来的路上也有很多地方起火，有很多人被炸伤炸死的，我都看到过十几回……”
1938年9月18日，“九一八”周年祭，刘建本和只小他几岁的三个侄女，一起被父亲送进了一个叫做“保育院”的地方，地点在当时还位于长沙北门的雅礼中学。
当时的国民政府规定：凡阵亡将士遗孤、前方抗战将士及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及战区难童，年龄在15岁以下、4岁以上者，均可前往中山堂该会或青年会报名，经审查和体检合格，即可入院。
原湖南保育院保育生刘建本：“我们大部分来自于湖北武汉、黄陂、汉川等地方，大部分都是武汉和附近地方的人。后来我们一共300多学生里，湖北的有150人左右，其余的就是河南的、安徽的，也有浙江的、江苏的，那就也有100多人，湖南人在里面就只有几十个，所以说绝大多数是外省的，以湖北为主，安徽、河南、江西、浙江，他们也是大部分从武汉过来的，从武汉临时保育院送到湖南来的，大部分是坐火车……”
由于四川、贵州远离战场，又有大山相隔，成为难民、难童的避难之地，保育总会的目标是将沦陷区的各省难童分三路送往西南后方。
但保育会的疏散工作，因经费严重缺乏而停滞下来，他们不得不将一部分难童转入湖南收养。湖南保育院的孩子们顿时多了起来。
原湖南保育院保育生刘建本：“我个同学家是从南京撤退的，他爸爸有个独轮车，把他的妹妹和全家的行李用独轮车从南京一直走到安徽，最后走到湖北，到湖北生病了，他父亲就死在了那里，最后把独轮车卖了……”
按当时每个儿童最低生活标准5元计算，保育总会每月就需要10万元经费。可是，国民政府能拨给保育总会的，每月只有2万元。加上这些难童还需要运送到贵州、四川等大后方进行学习，运输和学校建设都需要巨额的资金。
担负保育总会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是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一面向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夫人们请求帮助，一面联系贵州、四川慈善机构，让他们收容集中到湖北、湖南两省的难童。
当年为了募捐而拍摄的宣传片中是这样发起宣传口号的：救助难童就是支持抗战，收养难童就是为抗日将士排忧解难。
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原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女张素我：“当时救助的这些孩子，不仅有将士的子女，也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把他们收过来能够有吃有住就是不错的，还能保证有学习，有教学，使他们受到教育。”
就在刘建本和同伴于9月18号进入保育院不久，11月间一场更大的灾难，彻底摧毁了整个长沙城——文夕大火。
原湖南第一保育院老师萧韵珊：“当时长沙大火，我们必须要离开长沙，军队拿枪打门要我们走，我们没有地方走，就跟湖南宝华玻璃公司的船，下午四点上船，晚上就到了沅陵，党组织要我到沅陵去找‘妇女新生活委员会’。”
为了便于照顾保育院的孩子们，萧韵珊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送到了天主堂，随后秘密赶到沅陵待命。
原湖南第一保育院老师萧韵珊：“农村的土车子，篾子织的，两个儿童，都是三岁两个男孩子，一边坐一个，来了，大的同学就跑来告诉我，老师老师，来了两个，我跑去一看哭得眼泪鼻涕一把浇，我就去抱他们，就不要抱，不要我抱，大孩子就讲，她是老师，小孩子话还讲不清楚，就说我不要老师我要妈妈。”
这批儿童多是长沙大火中逃生的难童，他们在长沙集中之后经沅陵中转，将送被往位于湘西永绥的湖南第一保育院，然而此去湘西路途艰险，刚一出发他们就遇到大麻烦。
原湖南第一保育院老师萧韵珊：“我们从沅陵接儿童去永绥，在路上就翻车了，汽车倒转了四轮朝天，好在没伤人，行李打了人。打电报要车子来接，拌在途中怎么办呢，唱三部曲，学生们就哭，很感动人……”
战时湖南第一保育院位于永绥（今花垣），共收容难童300余人，因为地处湘西，避免了日军多次空袭。
地下党员萧韵珊在第一保育院工作后不久，托人打听自己孩子的情况，天主堂以孩子失踪告之。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
几经磨难，饱受战火荼毒的孩子们终于被送到了各个保育院中，不过，因为战时各种疾病的蔓延，许多进入了保育院的难童仍然命悬一线。
地下党员萧韵珊抵达湖南第一保育院后，又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调查院长夏景陶。因为当时有人密报，夏院长有严重的贪污和儿童的问题。
前面是错综复杂的乱局，后面是日寇穷凶极恶的暴行，湖南保育院的孩子和老师们究竟能不能活着看到胜利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