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佳作译介 数字劳动：性别不平等的新困境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时代，大家是否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下班后宅家的夜晚，微信提示音一响，还得打开电脑继续加班；好不容易周末了，却忙着找社区团购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网上挑菜；送完孩子上学，还得在家长群里不停地看消息，阅读育儿公众号......感觉休息时间都贡献给了屏幕。
移动设备、即时通讯软件、音频聊天和视频通话等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 ICT）已经悄然渗透至我们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脑、手机、网络等工具已成为现代生活的标配。微信、淘宝、钉钉、腾讯会议……这些平台和软件，更是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数字伙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应运而生。它聚焦于人们如何在日常工作与家庭生活中，在使用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如ICT等）的过程中投入的大量时间、精力与资源。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紧密交织，大家一定都深有感触。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远程办公日渐普及，短信提示音随时响起，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职场压力难免会渗透进家庭氛围，而家务琐事也可能分散工作时的注意力。那么，数字劳动到底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中交织，影响男性和女性的日常呢？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数字通讯技术（ICT）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中的应用情况，以及数字劳动的性别分工程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胡扬教授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钱岳教授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分析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中29个国家的数据，涵盖了6654名上有老下有小、且有工作的受访者。他们还分析了数字化进程里的关键因素——数字素养、远程工作的普及程度、以及互联网普及度——是如何塑造工作与家庭中数字劳动的性别分工的。
通过使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该研究发现人们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使用ICT的频率可以分为下面五种模式：
[1] “双面均衡派”（Dual-medium） – 在工作和家庭中都维持着中等的数字通讯频率
[4] “职场活跃派”（High work-only） – 仅在工作中维持较高的数字通讯频率
[5] “家庭活跃派”（High family-only） – 仅在家庭中维持较高的数字通讯频率
研究发现，大约44%的受访者，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家庭中，都维持着中等的数字通讯频率，即“双面均衡派”。这种现象在男女受访者中均普遍存在，可见数字通讯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约36%的受访者是“双面低频派”，他们在职场与家庭中都相对较少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交流。这一现象，或许可以由关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及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的过往研究来解读。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资源”，人们的获取和使用并非完全平等。经济条件的桎梏、教育背景的差异、以及对新技术接纳度的不同，都可能让人们缺乏足够的数字素养或数字使用权，无法充分融入数字生活的主流。一部分人在日常中较少地使用智能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数字工具，数字领域的参与度也更低。
除此之外，有2.7%的受访者属于“双面高频派”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他们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内都高频率地使用数字通讯技术，其中女性的比例超过了男性。这说明，即使女性的职场参与度不断上升，她们依旧是家庭责任的主力军，承担着大量家务劳动。这种职场与家庭的“双重角色”延伸至数字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女性“双重数字劳动”（“digital double burden”）的现象。借用“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我们不难想象，一些女性在结束了一天职场工作，离开电脑屏幕后，常常又立即切换至家庭模式，继续通过手机等数字通讯工具处理家庭事务。从查看孩子的学校通知，到视频通话关心远方的亲人，再到规划家庭周末出游。这种双重角色的无缝衔接，不仅加剧了她们在数字领域的“双重负担”，还可能导致她们承受更多的数字疲劳（digital burnout）以及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冲突。
除了双领域的高频使用者外，研究中还存在数字劳动集中在单个领域的现象：“职场活跃派”与“家庭活跃派”。前者占据了受访者的15%，其中男性占比更多。这一发现与传统性别分工的模式契合——男性更容易承担只和工作相关的数字劳动，如在职场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工作沟通、项目管理或信息搜集。而这种现象的背后，部分在于男性承担着较少的家庭职责，使他们能够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职场的数字劳动中。
同时，“家庭活跃派”占受访者的1.9%，他们将数字工具深度融入家庭生活中，从事着家庭成员间的日常沟通、情感交流等数字活动。相比于工作领域，家庭领域的数字劳动更容易被认为是“私人消遣”，其劳动价值往往得不到认可。安排孩子与不同住的祖父母等家人进行视频通话、统筹家庭聊天群来协调家庭活动日程、打电话询问和关心父母的健康状况等，都是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数字劳动，它们看似轻松琐碎，实则与职场任务一样，需要耗费时间和脑力。但是，这些劳动的价值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视，成为了“隐性劳动”。
研究发现，女性属于“家庭活跃派”的比例是男性的3倍（2.7% vs. 0.9%）。性别分工理论（Gender Specialization Theory）指出了劳动分工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传统模式里，男性更多地专注于市场生产，而女性则专注于家庭生产。尽管现代社会倡导性别平等，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但这种变革没有引导同等数量的男性高度参加家庭生活、与女性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的责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与家庭生活相关、常常被忽视的“隐形”数字劳动依旧更多地由女性承担。
以上的发现印证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在数字领域的延续：当女性和男性都具备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时，女性更多承担专注于家庭的数字沟通、或者兼顾工作与家庭“双重数字劳动”的重担，而男性则更多地聚焦于只和工作相关的数字劳动。
个体生活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的塑造。在探讨数字劳动性别分工的同时，该研究也考量了生活模式、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是如何影响数字通讯使用的性别分工的。
随着灵活办公模式的兴起，工作者们有机会享受到更高的工作自由度，包括居家工作以及依据个人日程安排工作。然而，物理空间和时间上的转变也伴随着对信息通讯技术（ICT）依赖的增加，比如在家工作常常需要更多地通过邮件和网络会议与远程的雇主、同事沟通。长期以来，许多女性背负着更多照护家庭的责任。当工作场所延伸至家庭空间，这种角色分工的惯性依旧存在，女性更需要在家庭琐事与远程工作之间频繁切换。该研究发现，随着远程办公的普及，女性更多地承担起家庭有关的数字劳动，或者在工作和家庭中承担起双重数字劳动的负担。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当下，灵活的工作模式并未如预期般减轻人们的负担，反而在不经意间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让女性在工作和家庭责任的交织中，面临着数字化的新挑战。
当探讨数字劳动的性别分工时，数字化进程本身可能起到的调节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互联网普及度较低、数字基础薄弱的大环境下，无论个体的职业身份、性别属性或个性特征如何，他们对数字通讯技术的采纳与应用都相对有限，数字劳动在整体上的普及程度不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也可能较小。
然而，这种“无性别差异”状态会随着数字化的兴起而渐渐瓦解。研究发现，在那些互联网覆盖广泛、数字基础设施健全、公民数字素养较高的社会环境中，性别差距就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女性群体，她们比男性更可能在数字化进程的推动下成为“双面高频派”或“家庭活跃派”。这意味着在数字化社会里，女性更多地承担着与家庭事务有关的数字劳动，或者更需要同时兼顾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数字劳动负担。
当前，全球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数字化进程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试图通过数字科技的力量重塑社会、经济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项研究结果却表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非但没有随着技术的普及而得到改善，反而在数字领域被进一步体现和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