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28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保障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如何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韩保江：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更具有创新性、多样性、融合性，进而对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包容性”提出更高要求。
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形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包容协调的经济治理生态”。
要落实好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快形成“包容和谐的分配生态”，从而更好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记者：习总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关键进程中，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企业家精神，切实有效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戚聿东：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构建提供了强大支撑。习总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企业家精神，特别是家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等核心特质，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二者相互促进，从制度层面提供保障，从精神层面激发创新动能，共同助力高质量发展。
习总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要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完善劳动、人才、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管理、保护机制。
现有企业制度在推动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以下优势：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企业发展导向，支持创新的制度环境。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比如高股权集中度和耐心资本不足，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协同创新机制有待完善落实等。需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妥善应对：优化股权结构、引入耐心资本南宫28，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能力，完善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机制等。
记者：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采取哪些具体策略来强化这种联系？
韩保江：各地区、各市场公平充分竞争会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推动建立规则统一、竞争充分、高度开放、运行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实现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打好基础。具体措施包括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深化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夯实政府间合作机制，推进“维护公平竞争、实现竞争中立”为目标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等。
各生产要素公平充分竞争也有助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型生产方式的调整变革要求新旧质态生产要素之间充分竞争、优化组合并创新性配置，这就必然要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旧要素便捷化流动、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要在有效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在规则制定、维护公平、促进竞争、保障经济主体合法权益、防范风险和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包容审慎的市场监管体系。
记者：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您能展开讲一讲吗？
韩保江：习总强调，“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并不是否定政府作用，而是需要能够“既管得住、又放得活”的“有为政府”，从而发挥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南宫28，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南宫28。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如何以改革护公平，加强市场监管，保证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戚聿东：市场监管的公平性和统一性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商业环境，这对于激励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至关重要。监管框架的构建不仅要具备高度的灵活性，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独特特征与动态需求，更要具备前瞻性的洞察力，能够准确预见并有效引导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方向。监管策略要为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铺设坚实的制度基础与导向路径。
市场监管部门要探索更为灵活和适应性强的监管策略，以应对市场结构和行为的复杂性。要不断更新监管手段和技术，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要完善准入退出监管，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机制。要优化价格监管，综合考虑个性化定价、智能定价的实质和影响。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那么，法治秩序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该如何构建其与新质生产力的互促机制？
戚聿东：法治秩序的规范性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规范的法治秩序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法律环境，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能够防止权力寻租与现象的发生。加强法治建设，构建规范的法治秩序，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托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法规有效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和技术的迭代，使现代信用体系成为促进法规执行的有效监督机制。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反向促进法规的有效执行，促进法治秩序的规范。
记者：《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多处提及“信用”“诚信”，包括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构建环境信用监管体系等。信用制度和道德诚信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应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整合资源，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徐凯歌：道德诚信是经济主体内生品德和综合素质的外在表现，是信用制度的道德基础和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信用制度关注经济领域的市场交易和合约履行，具有法律依据。道德诚信强调经济主体的诚实守信，源自主体内在的价值观。二者构成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支撑点，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完善信用制度和道德诚信，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助于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可靠的制度赋能。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建设，继续加大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出台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细化操作规范，增进部门之间信息协同。要建立健全数据信息与数字化智能技术的赋能机制，运用数字化手段，将信用监管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要推进分级分类的信用监管，提高监管效能，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嘉宾： 韩保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戚聿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徐凯歌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琰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