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涉税案件评析（84）2015 年 5 月，张英杰与王某共谋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张英杰负责注册公司，王某负责销售发票及提供进项发票。张英杰向金华市国税局干部叶泳（在游戏中结识）了解相关税收政策后，与张海龙到叶泳管辖区域注册成立了昌某公司、伟和裕公司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慧渡公司、润发祥公司、信满公司等五家公司并成为一般纳税人，聘请艾园园为会计负责申领发票、纳税申报及开票等工作。2015 年 5 月至 8 月，张英杰等人领取大量发票虚开，8 月底张英杰与王某、张海龙分开并分得赃款及进项发票。之后张英杰与崔植宽合作继续虚开，崔植宽负责销售发票、收款及购买进项发票等，还介绍岳树禹、陈成参与，二人负责注册公司、招聘会计、领取保管发票及传递信息等工作。
张英杰等人在无实物交易情况下，让多家公司为自己虚开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向众多受票单位虚开。如昌某公司等三家公司让 59 家公司为自己虚开 1851 份发票，金额 384838564.74 元，税额 64926568.97 元，已申报抵扣 35188316.53 元；又向 54 家受票单位虚开 4355 份发票，金额 433234097.93 元，税额 73649803.17 元，已抵扣 49739660.14 元等。刘清森从张英杰等人处购买虚开发票转售给李明光，李明光再转售；李红让张立国从刘清森处购买虚开发票用于其经营的大连金某 1 物资有限公司，涉及大量发票及税额，部分已申报抵扣。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英杰无期徒刑等不同刑罚，并追缴违法所得，处理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各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维持部分原判，改判艾园园有期徒刑五年、李红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认定张英杰等主犯虚开税额巨大，张海龙等从犯参与其中，叶泳构成共同犯罪，刘清森等介绍虚开也构成犯罪。同时纠正了一审对李红犯罪性质及刘清森虚开未追回税款数额的认定，还基于艾园园情节调整了其量刑，体现了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律原则，实现个案公正与社会效果统一。
客观行为与危害后果：依据《刑法》第 205 条之规定，在本案中，被告人实施了一系列严重违反税收征管法规的行为。他们通过注册一系列空壳公司，在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基础上，肆意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活动。一方面，为他人虚开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受票企业得以非法抵扣税款，严重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另一方面，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虚构进项税额，从而逃避应缴纳的税款义务。同时，部分被告人还积极参与介绍他人虚开的违法行径，在整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链条中起到了关键的衔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税务人员叶泳利用其职务之便，在增领发票、应对外地税务部门协查以及协助逃避事后责任追究等关键环节，为被告人张英杰等人提供了非法的帮助，极大地助长了犯罪行为的发生与蔓延。从犯罪金额来看，其规模极为巨大。仅主犯张英杰参与虚开且已抵扣未追回的税额就高达 8351 万余元，远远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中所规定的 “数额特别巨大”（250 万元以上）的标准，无疑构成了 “特别严重情节”，给国家税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严重侵蚀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
主观故意与共犯区分：主犯张英杰、崔植宽等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具有明确的骗取税款的主观故意。他们通过精心策划成立公司，并进行细致的分工合作，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各个环节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获取经济利益，逃避纳税义务。税务人员叶泳在明知张英杰等人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其提供审批等方面的帮助，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与张英杰等人构成共同犯罪。在主从犯的划分上，张英杰作为整个犯罪活动的策划者和主要获利者，在犯罪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主导作用，理应被认定为主犯；崔植宽虽然没有直接成立公司，但在与张英杰合作后，积极负责发票销售和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与张英杰分工协作紧密，在犯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亦应被认定为主犯。而张海龙、艾园园等被告人，主要从事如转发开票信息、申领部分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寄送传递已填开的发票以及按照指示进行发票填开和申报纳税等辅助性工作，并且仅领取固定报酬，在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被认定为从犯。
主犯刑罚：张英杰在本案中处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核心地位，其虚开的税额特别巨大，对国家税收造成的损失极其严重。根据《刑法》第 205 条第二款关于 “特别严重情节” 的量刑规定，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期徒刑的刑罚体现了法律对其严重犯罪行为的严厉制裁，旨在通过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方式，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并对社会上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以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和国家财政安全。崔植宽虽然没有直接发起成立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但在与张英杰合作后，积极承担起发票销售和资金管理等重要职责，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与张英杰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合作关系。其行为对犯罪的实施和持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也被依法认定为主犯，并根据其犯罪情节和危害程度判处了相应的刑罚，以彰显法律的公正与严肃。
从犯减轻处罚：张海龙、岳树禹等从犯在犯罪过程中主要参与了具体的操作环节，但并未参与犯罪所得的分配。根据《刑法》第 27 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在本案中，考虑到他们在犯罪中所起的辅助作用以及未获取非法巨额利益等情节，分别对他们减轻处罚至有期徒刑 8 年以下。这种量刑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既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惩处，又充分考虑了他们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避免了刑罚的过度适用，同时也有助于分化瓦解犯罪团伙，鼓励从犯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审判工作。
特殊主体的加重责任：税务人员叶泳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本应严格履行税收征管职责，维护税收秩序。然而，他却滥用职务便利，为张英杰等人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提供帮助，包括在增票审批、处理协查函等关键环节为犯罪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帮助其逃避税务稽查。尽管在共同犯罪中他被认定为从犯，但其行为因其特殊身份而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在量刑时，司法机关综合考虑了其职务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影响，对其进行了加重评价。这不仅体现了对公职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防止权力滥用对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损害。
李红行为的定性争议：在初审过程中，法院错误地认定李红的行为属于个人犯罪。实际上，李红作为大连金某 1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让他人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旨在满足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某些需求，而非其个人的单独行为。公司在成立时是经过合法登记程序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具有合法的企业法人资格，并且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主要从事正常的商业业务，并非以犯罪为主要业务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二审法院对李红的行为进行了重新审查和认定，改判李红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这一纠正体现了对单位犯罪实质审查的要求，避免了将本应属于单位犯罪的行为错误地归为自然人犯罪，确保了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二审纠正的意义：二审将李红的行为认定为单位犯罪，并对其量刑改为缓刑，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影响。从法律层面来看，这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规定，准确界定了犯罪主体的责任范围。从社会层面来看，缓刑的适用既考虑了李红在犯罪后积极配合侦查、如实供述罪行以及公司补缴全部税款等情节，体现了刑罚的教育和改造功能，也有助于公司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避免因对法定代表人过度严厉的刑罚而导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从而在维律尊严的同时，兼顾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二审对刘清森数额的矫正：在刘清森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中，二审法院根据《刑法》第 61 条 “罪刑相适应” 的原则，对其虚开税额的计算进行了矫正。由于李红在案发后补缴了 138 万余元的税款，这部分税款实际上减少了国家税收的损失，因此在认定刘清森的刑事责任时，应当将这部分已补缴的税款从其参与虚开且未追回的税款数额中扣除。这种数额计算方式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刘清森的犯罪行为所实际造成的危害后果，确保其承担的刑事责任与其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避免了对其过度处罚，体现了刑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艾园园量刑的二次考量：艾园园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她作为兼职会计，并未参与犯罪的策划环节，只是在张英杰的指使下从事了部分发票领取、填开和申报纳税等工作，处于受指挥的地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并且，艾园园在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二审法院基于这些因素，根据《刑法》第 63 条 “减轻处罚” 的规定，对其刑期从一审的 7 年改为 5 年。这一调整充分考虑了艾园园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原则，在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的同时，也给予了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被告人适当的从宽处理，有助于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目的，促进被告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共同犯罪范围：二审法院通过对案件事实的深入审查和证据的细致分析，明确了李红仅参与为本单位虚开发票的行为，与张英杰等其他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和行为联系。一审法院对李红与其他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及认定李红为主犯的判决是错误的，二审法院的纠正确保了共同犯罪认定的准确性。这一认定对于准确界定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具有关键意义，避免了将不应承担共同犯罪责任的被告人错误地纳入共同犯罪体系，保证了法律适用的精准性和公正性，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叶泳主观明知的证据链：在认定税务人员叶泳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问题上，司法机关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首先，张英杰的供述详细说明了其在 “ 2S 千军” 游戏中与叶泳的交流过程，包括向叶泳咨询在金华注册公司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政策，以及叶泳在公司核查、增领发票等方面给予的帮助承诺等内容。这些供述得到了崔植宽、张海龙、岳树禹南宫NG·28(中国)官方网站、陈成、艾园园等被告人相应供述及证人徐某证言的印证，同时也与证明虚开发票的公司均开设在叶泳管辖区块内的书证以及证实这些公司在短时间内经叶泳审批领取大量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人证言和审批联系单等书证相互印证。其次，叶泳自己关于在游戏中与张英杰交流及告知相关政策等供述内容，也与张英杰的供述能够相互吻合。此外，崔植宽供述的协查时间与天津税务部门发函协查的事实及时间段相契合，以及深圳市龙岗区国税局协查函、金华市国家税务局开发区分局的复函等相关材料所载明的时间和理由，进一步证明了叶泳在处理协查事务中的异常行为，与张英杰所供叶泳承诺提供帮助等内容形成呼应。综合这些证据，足以认定叶泳主观上明知张英杰设立公司及虚的行为，却仍然为其提供便利和帮助其逃避责任追究，确保了对叶泳犯罪行为认定的准确性和合法性，维护了司法公正和税收征管秩序。
本案二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方面均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原则，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罪刑法定原则方面，法院通过对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具体行为和作用进行细致分析，准确区分主从犯，并依据其参与程度和危害结果进行量刑，确保了刑罚的适用符合法律规定，避免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判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对主犯的严厉惩处，还是对从犯的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对特殊主体责任的加重评价，都紧密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主观恶性等因素进行，使刑罚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在单位犯罪的认定上，二审法院进行了实质审查，准确界定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防止了法律适用的错误。同时，整个判决过程高度依赖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多种证据形式，构建了完整的证明体系，充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最终，法院通过严谨的司法程序和准确的法律适用，实现了个案公正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既对犯罪分子进行了有效的惩处，维护了税收征管秩序和国家财政安全，又兼顾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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