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28屠呦呦一心工作生活粗线条 家务事丈夫承包（图）《屠呦呦传》是第一部全面完整记录屠呦呦女士人生经历的传记，全书通过对她本人和家人、同事、同窗、学生等的探访，以及130余幅她本人珍藏的照片，为读者展现了一位杰出女科学家
作为屠呦呦唯一的博士生，王满元在得知恩师获奖之后，最大的感觉是“复杂”，而不完全是激动和兴奋。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回忆了跟随屠老师学习的宝贵经历。
那屠呦呦在“立志寻蒿”之前，又经历了怎样的学习之路？她的爱情和家庭又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立志寻蒿”之前南宫28，她早已默默做好了一切准备……
“屠老师究竟算西医还是中医呢？”每次有人这么问她，她都微微一笑，不作回答。王满元说，中医西医之争，屠呦呦并不关心。
“屠老师并不关注她的研究在中医中药领域的归属问题，也不关注对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她在心里坚信，传统医药是个宝库，而现代科技可以提高中药疗效。”王满元眼中的屠呦呦，是一位在科研生涯中将中药现代化作为毕生追求的医药科学工作者。
“屠老师一辈子做科研的奔头儿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探索中药更好的疗效，她对我的培养也是坚持这个信念。”王满元一入学就收到老师的“礼物”——屠呦呦已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吴崇明和顾玉诚的硕士论文。这两篇研究传统中药的论文，承袭了屠呦呦做青蒿素研究的方法。王满元认为，这份礼物不仅意在让他揣摩其中的研究思路，也是对师门传统的一次研习。
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南宫28，屠先生还出资让他去北大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中草药化学、波谱解析等课程。
“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心无旁骛。”王满元说，屠先生平时有做剪报的习惯，尤其关注健康卫生领域的重大事件和新闻，经常让王满元寻找相关资料补充知识。
生活上，屠呦呦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回，她的身份证明找不到了，让同事帮忙找找，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被大家戏称：“能收拾得那么不妥当，完全不像女生。”
屠呦呦现在自己也说，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李廷钊与屠呦呦是同乡，两人还曾是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 年，李廷钊赴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他和班上的许多同学纷纷提出要到朝鲜战场。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去朝鲜战场，国家亟须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继续学习深造。”李廷钊因此未能到朝鲜，而是到了农大补习班学习。
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李廷钊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后又在马鞍山钢铁厂、北京钢铁学院和冶金部等单位工作。
在马鞍山钢铁厂期间，李廷钊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常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意思，主动当起了红娘。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
1963 年，他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合，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
大学同学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呦呦熟识。她说，婚后屠呦呦不擅长做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基本由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丈夫李廷钊因为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背景，已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则一直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印象，已是3岁多。李军在宁波老家待了几年后，屠呦呦才有机会从繁忙的科研任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朝思暮想的小女儿。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人，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小军，小军……”李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女孩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记忆，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李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三四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女儿李军也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母亲怎么能为了科研、为了事业，就可以舍弃自己的家庭，连孩子也顾不上照顾？
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多年过后，她依然会有些懊悔地说：“孩子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1959 年，参加工作4 年后，屠呦呦成为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药知识。对于屠呦呦而言，这也为她之后在中医药中寻得灵感，继而发现青蒿素埋下了伏笔。在20 世纪50—60 年代的中国医药界，中医学习西医已形成风气。
1958 年10 月11 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的总结报告》。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
1959 年，屠呦呦成为“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在持续两年半的脱产学习中，她不但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且参加过临床学习。根据自己的专业，屠呦呦还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中药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中药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药材的品种真伪和道地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感性认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次极具开创性的脱产培训，屠呦呦真正开始熟练掌握阅读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语言的能力南宫28，并能够了解各自的历史和理念差异，进而将传统医学经验性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水平联系在一起，为今后的青蒿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整理/陈隽情
